（一）笃与志

苏轼年幼时，中直敢言的性格就可见一斑。有一次，苏母给苏氏兄弟讲《范滂传》，范滂是东汉名士，因上书弹劾宦官奸党，遭陷害入狱，范滂母亲在诀别之际安慰他说：“汝今得与李、杜齐名，死亦何恨！既有令名，复求寿考，可兼得乎？”读到此处，苏轼问母亲：“我若做范滂，您愿不愿意？”苏母回答道：“你若能做范滂，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？”范滂对苏轼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，苏轼从小就选择以范滂为做人标准，以至于后来为官的苏轼，也像极范滂，始终谨守本心，从不曲意逢迎，明知自己所为的结果，但仍义无反顾。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，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受身边的人与环境影响颇深，苏轼跟着母亲读《范滂传》获得了榜样的力量，找到了自己的信念与坚持，而我们读苏轼，亦能看到他鲜活的的命运与卓越的心志跃然纸上，像一盏明亮的灯，又似一团隐形的火，在潜移默化中与我们思想交融，指引我们越过挫折与苦难，寻得人生的方向。

（二）浮与沉

“轼”本意是车的前扶手，苏轼的父亲苏洵替儿子取名为“轼”，旨在盼他默默无闻、扶危救困。苏轼在后来的人生中的确做到了扶危救困，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：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，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。”但他的深厚、广博、宽容、浪漫，以及群居不倚、独立不惧的品质，也注定了他要经历并不平凡的一生。

苏轼第一次参加科考时年仅二十一岁，他在那次被称为“千年第一龙虎榜”的考试中写下了名冠古今的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年轻的苏轼自此声名鹊起。然而，纵使是对如此才气纵横的天之骄子，命运与造化依旧对其一视同仁。当苏轼的仕途正要起步时，变故接踵而至，数年间，他的母亲、妻子、父亲相继去世，待到守孝期满，天下已是宋神宗执政，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。其实苏轼并不完全反对革新，他也深知承平景象下冗兵、冗官、冗费的隐患，但当黎民百姓因新法操之过急、行之过甚而苦不堪言时，他便义无反顾地成为了反变法派的代言人。苏轼多次上书反对新法，因此激怒了变法派中排斥异己的小人，于是他被罗织罪名，加以弹劾。面对现状无力的苏轼只好自请外放杭州，后又任密州、徐州、湖州太守，以勤于百姓事务忘却世事朝政。然而即便如此，变法派依然忌惮于他的政绩与才气，于是多次煞费苦心地曲解苏轼的作品，并给他套上蔑视朝廷、诬谤君上的罪名。古来君王善多疑，神宗皇帝终于被激怒，下旨将苏轼送交御史台审讯，这便是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。但人格魅力巨大的苏轼拥有着遍布天下的拥趸，从黎民百姓到当朝元老，再到太皇太后曹氏，纷纷劝谏神宗皇帝切勿错杀苏轼，这场闹剧最终以王安石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？”一言而决，苏轼得以保全性命，被贬至黄州为罪臣。宋哲宗继位后，重新召回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大臣们，苏轼得以再次被重用。然而，写下“塞上纵归他日马，城东不斗少年鸡”的苏轼又岂会因乌台诗案的打击而顺势而居，多年的贬谪生活让苏轼长期接触底层百姓，他又看到了新法中有利于百姓的部分，坚守本心的他又再次谏言主张参用新法所长，以至惹怒守旧派，因而再次被贬……

（三）信与行

回顾苏轼波谲云诡的仕途，坎坷二字都不足以形容，造化弄人也好，“一肚皮的不合时宜”也罢，其实苏轼并非天生叛逆，好为帝师，只不过是他自幼熟读儒家经典,深受儒家民本位思想的影响，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。他始终坚持“民为邦本”：只有人民安居乐业了，才有社会的稳定；只有民富了，国才能强。在宋仁宗逝世，日费千金的时候，他建议“以官榷与民”，取消官卖；在宋神宗变法初期，他谏言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指责其变法不顾人民的惶惑和怨愤，靠加重人民的负担以增加国家收入。

苏轼不仅是在政治改革主张中提倡以民为本，在为官施政的实践里，他也身体力行地与百姓站到了一起。任凤翔府签判时，他多次上书朝廷反映人民差役之重，解决衙役之害,释放了被无辜扣押的民众；任密州知州时，他抗击蝗灾、减免赋税、兴修水利、治盗安民，亲自救助抚养许多孤儿；任徐州知州时，他修建水坝，抵抗洪灾，与百姓同吃同住四十余天，直至水患消除；任杭州刺史时，他修医馆、抗瘟疫、治西湖、建苏堤；被贬儋州时，他仍坚持修路筑桥，布施文化，创建学堂。面对饥荒肆虐，他痛心疾首写到：“平生五千卷，一字不救饥。”即便是临终前，他仍以身作则告诫世人：“至今不贪宝，凛然照尘寰。”苏轼这一生忧国忧民，廉洁无私，无论穷达显隐，始终不改初心、不易其志，坚持除弊政、安民生，这份清白磊落、担当尽责，值得今天的人们，尤其是今天的党员干部反思、学习和效仿。

（四）变与悟

兴许多数人喜欢苏轼的理由，都是被他乐观积极的诗词击中内心，快意人生时“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”，及时行乐时“且将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”，激情豪迈时“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，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”。后人提起苏轼，便会感慨于他豁达的胸襟和与世无争的性格。但纵观苏轼一生，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他的心境其实也有所起伏。年轻时，他也曾因亲人离别而神伤：“亦知人生要有别，但恐岁月去飘忽。”面对物是人非的景象时，他也会唏嘘：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”乌台诗案后，苏轼的人生更是进入过一段最迷茫与昏暗的时期，他面对凄冷的月色、江畔与孤雁时，怅然悲吟：“时见幽人独往来，缥缈孤鸿影……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”好在时光是伤痛最好的解药，后来的苏轼每天布衣草鞋游走在荒山大江、修竹古木之间，又寻了几方地种田养花，也交了许多朋友。日出而耕，日落而归的生活，让他渐渐把理想落空的悲哀融汇在了山水田野之间，如同凤凰涅槃，从自我困境中蜕变出来。某次出行途中偶遇阵雨，同行的朋友狼狈不堪，他却泰然自若，听着雨打树林的沙沙声，畅快地吟起了诗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此时的苏轼是发自内心的自在，他在用超然物外的态度，和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的心境面对生活。

苏轼在黄州时曾多次游赤壁山，并写下了两赋一词，这其中的内容与心境更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反思。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”多少英雄伟人都如浪花易逝，那一己之荣辱穷达又何足悲叹呢，所以苏轼尽情享受人生，肆意批评臧否，纯粹表达心中所感，将后果置之度外。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……知不可乎骤得，托遗响于悲风。”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……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适。”苏轼主张众人皆是世间万物中渺小却平等的一员，要心怀敬畏地去认识自然、领悟自然、顺应自然。以古鉴今，回首当下，现如今的人类常以征服者自居，把世间万物和资源当成可支配的对象，进行掠夺性开发，但万物生生灭灭，无数次因自然被破坏而导致的灾难已经在向人类敲响警钟。“万物各得其和以生，各得其养义成”是苏轼的自然观，也是后人在无数次的经验与教训中验证过的正确理念。此外，苏轼“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”的格物观也历久弥新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浮躁时代里，功、名、利直接或间接地裹挟着现代人的生活，欲望的过度膨胀让“不忘初心”说易行难，倘若初心不在，渐渐迷失在追赶与索取中，又如何能在坎坷旅途里做到意志坚定，心境豁达呢？

苏轼的一生坎坷多舛，但恰恰是命运的试炼，造就了他伟大的灵魂，正如林语堂的评价：“苏轼最大的魅力，不是让内心被环境吞噬，而是超出环境，以内心的光亮去照亮生活的路。”你我都深知人生旅途里，前路虽辽阔，但绝不平坦，或胸怀抱负而不得实现，或辗转奔波依旧庸庸碌碌，或早已被生活磨平了一切棱角、一切锋芒……然而既然命运给予了晨昏朝暮、雨露风霜，我们不妨在俯首追逐满地的“六便士”时，抬头看看“月亮”。人生再难，不过八万餐。所有的际遇以及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终会塑造我们，完整我们，这便是对于平凡但不寻常的我们而言，一生最大的意义。